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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局長張遙受賄案再審裁定書

時間:2015-07-03  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  作者:  閱讀: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書
(2014)皖刑再終字第00004號
原公訴機關安徽省長豐縣人民檢察院。
原審被告人張遙,男,1955年3月6日出生,漢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因涉嫌犯受賄罪于2008年8月4日被合肥市人民檢察院決定刑事拘留,同年12月20日被合肥市公安局執行刑事拘留,12月26日被合肥市人民檢察院決定逮捕。因犯受賄罪于2009年4月2日被安徽省長豐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同年5月15日被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辯護人毛立新,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朱明勇,北京市中關律師事務所律師。
安徽省長豐縣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張遙犯受賄罪一案,安徽省長豐縣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2日作出(2009)長刑初字第027號刑事判決,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5日作出(2009)合刑終字第77號刑事裁定。上述裁判發生法律效力后,原審被告人張遙之妻高文提出申訴。本院于2011年5月4日作出(2010)皖刑監字第0004號再審決定書,指令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再審。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2日作出(2011)合刑再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駁回申訴,維持原裁定。原審被告人張遙之妻高文繼續申訴。安徽省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8月1日作出皖檢刑再建(2013)01號再審檢察建議書,建議本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本院于2014年3月7日作出(2013)皖刑監字第00005號再審決定書,決定由本院提審本案。本案再審期間,安徽省人民檢察院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皖檢控申(2014)1號撤回再審檢察建議決定書,決定將皖檢刑再建(2013)01號再審檢察建議書予以撤回。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4年11月28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指派代理檢察員鄧言輝、楊浩出庭履行職務。原審被告人張遙及其辯護人毛立新、朱明勇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安徽省長豐縣人民法院原一審判決認定:一、1997年7月,安徽省機械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機研所)與合肥市駱崗房地產開發公司(以下簡稱駱崗公司)聯合開發商住樓項目工程。時任駱崗公司的副經理衛某某為了能夠減免建設項目規劃報建費用,請求當時在合肥市開發辦公室任職的汪某(后改任合肥城建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幫忙,并承諾事成之后有好處費。汪某找到安徽省中興房地產開發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公司)總經理姜某請求幫忙。姜某授意駱崗公司以機研所名義寫請示報告,向合肥市規劃局申請減免相關費用。衛某某以機研所的名義出具了《關于減免職工住宅樓建設項目費用的請示》(以下簡稱《請示》)。姜某收到《請示》后,求助于時任合肥市中市區檢察院反貪局局長的張遙,表明事成之后有好處費。張遙通過時任合肥市規劃局局長的吳某甲對《請示》作出免收費用的批示,并將批示后的《請示》交給姜某。姜某在其合肥市大通路小區工地臨時辦公室將《請示》交給汪某。汪某又在該工地附近將《請示》交給衛某某,并收取20萬元。隨后汪某將20萬元轉交給姜某。姜某即通知張遙到該工地,將20萬元交給張遙。二、2001年9月,安徽省立誠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立誠公司)法定代表人陳某某通過張遙介紹,與合肥城建房地產開發公司(以下簡稱城建公司)總經理汪某經過洽談并簽訂協議,合作開發南國花園三期項目。協議簽訂后,立誠公司先后向城建公司轉款300萬元作為合作資金。后因該項目長期不能開工,陳某某多次請張遙向汪某催促。2003年春節前,張遙告知陳某某,汪某提出該項目不能繼續下去,可以解除合作協議并予補償。后城建公司在張遙“補償盡量往高處靠”的要求下,除返還立誠公司300萬元本金外,另給付300萬元相較其他公司高額的補償款。2003年11月初,張遙向陳某某提出要好處費105萬元。陳某某按照張遙的要求,分兩次支付給張遙40萬元現金并出具65萬元欠條給張遙。張遙提出該65萬元“欠款”作為其在立誠公司的投資,年回報率20%。2004年6月,張遙將25萬元現金及寫有“安徽省中興房地產開發公司”名稱、開戶行、賬號字樣的紙條交給陳某某,要求陳某某將其在立誠公司65萬元“投資款”,及10萬元投資回報款連同25萬元現金一起湊足100萬元轉入中興公司。后張遙先后三次從中興公司共提取90萬元的投資回報。長豐縣人民法院認為張遙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依法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裁定認為:原審裁定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裁定駁回申訴,維持原裁定。
原審被告人張遙辯解提出:未受姜某之托找吳某甲辦理費用減免,未收姜某20萬元錢款;未向陳某某索賄,從陳某某處轉出的100萬元是由其2002年投資立誠公司40萬元和20萬元投資回報及2004年交給陳某某40萬元現金組成,立誠公司與城建公司兩份協議與自己沒有關系。
原審被告人張遙的辯護人除提出與張遙辯解理由基本相同的辯護意見外,還提出以下辯護意見:機研所的《請示》并非張遙找吳某甲批的,而是吳某甲按合肥市領導的批示辦理的。認定張遙收受姜某20萬元,只有姜某一人證言;認定張遙向陳某某索取115萬,只有陳某某證言,均證據不足。張遙當時不是反貪局局長,不可能對吳某甲的職務行為產生影響,張遙對汪某、陳某某沒有職務形成的便利條件,張遙不構成受賄罪。
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出庭檢察員發表出庭意見為:張遙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其職權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請托人20萬元,其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115萬元,其行為構成受賄罪,且系索賄。原裁定認定事實清楚,定性準確,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建議駁回申訴,維持原裁定。
經本院再審審理查明:一、1997年7月12日,機研所與駱崗公司簽訂協議聯合開發商住樓項目工程。協議約定機研所主要提供土地,項目建設、規劃許可證等各項前期手續,費用交納由駱崗公司負責。之后,駱崗公司為了不交1、2號樓的規劃配套費,由時任駱崗公司的副經理衛某某請求當時在合肥市開發辦任職的汪某幫忙,并承諾事成之后有好處費。汪某找到中興公司總經理姜某請求幫忙,也告知事成之后有好處費。姜某與時任合肥市中市區檢察院反貪局局長的張遙關系密切,并知道張遙與時任合肥市規劃局局長的吳某甲關系較好,遂答應找張遙幫忙,同時授意借用機研所名義向合肥市規劃局申請減免相關費用。同年10月14日,機研所應駱崗公司要求,提供了《關于減免職工住宅樓建設項目費用的請示》。衛某某將《請示》交與汪某,汪某轉交給姜某。姜某將《請示》交給張遙,表明事成之后有好處費。張遙遂找吳某甲幫忙。一個多月后,張遙在合肥市大通新村小區項目工地姜某臨時辦公室將吳某甲批示后的《請示》交給姜某。姜某當日中午將該《請示》交給汪某。汪某隨后在工地附近將該《請示》交給接通知而來的衛某某,并收取衛某某20萬元現金,之后又將20萬元現金轉交給姜某。姜某即通知張遙到其臨時辦公室,將20萬元現金交給張遙。
上述事實,有下列經原審和再審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證實:
1.機研所與駱崗公司簽訂的《協議書》、《補充協議》,證實機研所與駱崗公司聯合開發商住樓、寫字樓需按規定交建設項目費。
2.機研字(1997)32號《關于減免職工住宅樓建設項目費用的請示》,證實吳某甲在該請示上批示免收費用。合肥市建設項目(大配套)收費通知單及有關收繳規費的文件,證實根據文件規定,駱崗公司開發該項目須繳納的相關規費。
3.《合肥市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申報表》、駱崗公司辦理規劃許可證變更時所繳400元規費收據憑證,證實駱崗公司項目費用被減免后,項目報建手續均獲得通過。
4.領條及駱崗公司沖賬相關財務憑證,證實衛某某從駱崗公司取出的20萬元已做賬沖抵。
5.原合肥市中市區檢察院傳喚證、立案決定書等,證實江某某于1995年9月7日被查處。
6.張遙的戶籍證明,干部履歷表,合肥市廬陽區、原中市區組織、人事部門任免文件,廬陽區檢察院黨組會記錄等,證實張遙的年齡和任職情況。
7.證人衛某某證言及其自書“情況說明”:1997年下半年,其為駱崗公司不交1、2號樓共計約90萬元的規劃配套費找汪某幫忙,并承諾事成之后有好處費。其在拿到批示后的《請示》后送20萬元給汪某。
8.證人吳某乙證言及其自書二份“情況說明”:衛某某因駱崗公司規劃配套費之事給人送20萬元。
9.證人汪某證言:衛某某因辦理配套費減免找其幫忙,其找姜某幫忙,并轉告在事成后有好處費。姜某答應找張遙來辦。后其從姜某手中拿到批好后的請示報告,在大通路姜某的在建小區門口交給衛某某,把衛某某帶來的裝有10萬至20萬元的紙袋交給姜某。姜某告訴其這錢要給張遙,但他有沒有給或給了多少其不清楚。
10.證人姜某證言:汪某請其為駱崗公司辦理減免規劃配套費,言明事成后有好處費。其知道張遙與市規劃局局長吳某甲關系較好,就對汪某說其找張遙辦。其拿到張遙找吳某甲批好的減免規費的請示報告后,即在大通路小區工地辦公室將批復交給汪某。汪某出去拿回一個紙袋,讓其交給張遙。汪某走后,其看紙袋中是20萬元,即通知張遙來,將錢交給了張遙。當時市土地局、市規劃局、市建委等相關房地產業務管理部門辦公地址都在廬陽區,張遙在廬陽區從事反貪工作,影響很大,所以這幾個關鍵部門的領導都很給他面子。其在開發過程中想爭取點便利條件,不免要請相關單位負責人吃飯,吃飯的時候會喊張遙一起去,辦事方便一點。給張遙的酒店和歌廳總投資40萬元,經營過程中收回13萬元,總共虧損了27萬元左右。張遙在羅馬花園(中興公司開發)買的房子按照當時的售價是24.6萬元,答應給他的價格是每平方米1000元,收下他交的10萬元后,因為余款一直不付,其就表示剩下的房款不要了,他也沒有再補款。
11.證人吳某甲證言及其自書“情況說明”:1997年下半年,張遙交給其一份機研所關于規費減免的請示報告,請其幫忙審批。幫助張遙批示主要因為張遙是中市區檢察院反貪局局長,規劃局處于他的轄區,其單位也有少數干部如江某某就被廬陽區檢察院查處過。作為規劃局的負責人,其這樣做是為了與張遙搞好關系。
12.證人江某某證言:其因經濟問題在1996年前后被廬陽(原中市)區檢察院查處,此事其向局長吳某甲匯報過。
13.證人高某某證言和中興公司出具的證明:姜某公司承建的大通路小區臨時辦公室于1996年2月設立,1998年2月拆除。
14.張遙辯解:自己和姜某的關系比親兄弟還要親,這一點自己單位和社會上人都知道。單位及社會朋友都知道自己開的車是姜某的。姜某的酒店和歌廳后來交由自己來管,承包費交給姜某,大概10個月之后自己認為姜某的投資款都收回了之后就沒有再交給姜某了。自己想購買姜某公司開發的羅馬花園二期1幢101、102室,找姜某要求把房價打個折,姜某問多少錢合適,自己講賣給別人1180元一平方米,能不能給1000元一平方米,姜某當時就同意了。
上述證據,本院予以確認。
二、2001年,合肥城建公司尋找合作伙伴開發南國花園三期項目。經張遙介紹,立誠公司法定代表人陳某某與城建公司總經理汪某于2001年9月18日簽訂合作開發南國花園三期項目協議。立誠公司據此協議分4次向城建公司轉款300萬元作為合作資金。后因該項目遲遲未能開工,陳某某多次請張遙向汪某催促。2003年春節前,張遙將其與汪某協調后的意見轉告陳某某,該項目不能繼續進行下去,雙方可以簽訂解除合作協議,除返還本金外,另給300萬元補償。2月12日城建公司付立誠公司100萬元。6月26日城建公司與立誠公司簽訂解除項目合作協議,明確城建公司除返還本金外,另付300萬元經濟補償費。協議簽訂后,城建公司當日付立誠公司剩余本金200萬元。后在張遙幫助催要下,城建公司于7月31日、11月4日和28日分別付立誠公司100萬元共計300萬元補償費。張遙在11月上旬第二筆補償費到帳后,向陳某某提出要好處費105萬元。按照張遙的要求,陳某某當日出具45萬元的欠條一張,幾日又交給張遙現金25萬元。12月上中旬第三筆補償費到帳后,按照張遙的要求,陳某某出具20萬元的欠條一張,幾日后又交給張遙現金15萬元。張遙向陳某某提出上述兩張欠條共計65萬元作為其在立誠公司的投資,年回報率20%。2004年春節前,張遙送汪某10萬元好處費。2004年上半年,張遙決定投資姜某的中興公司,后張遙將25萬元現金及寫有“安徽省中興房地產開發公司”名稱、開戶行、賬號的紙條交給陳某某,要求陳某某將此25萬元現金及其在立誠公司65萬元投資款和10萬元投資回報款共計100萬元轉入中興公司。6月21日,立誠公司轉款100萬元到中興公司帳戶。之后張遙每年從中興公司提取30萬元投資回報,至案發前共提取90萬元。
上述事實,有下列經原審和再審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證實:
1.立誠公司與城建公司聯合開發協議、解除合作協議,立誠公司、城建公司相關轉款憑證,證實立誠公司與城建公司簽約、解約的時間、內容,轉款的時間和數額等事實。
2.陳某某的記事本、立誠公司2001年1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在徽商銀行開戶及交易明細,證實陳某某主要收支等事實。
3.立誠公司、中興公司相關財務憑證及張遙提供的印有中興公司名稱、開戶行、賬號的紙條,證實了張遙要求陳某某轉款100萬元到中興公司等事實。
4.證人汪某證言:2001年,城建公司準備開發南國花園三期項目,因資金緊張想尋找合作開發伙伴。經張遙推薦,城建公司與立誠公司達成合作開發協議。立誠公司先后轉給城建公司300萬元投資款。立誠公司希望盡快開工,陳某某通過張遙催了(汪某)好幾次,但因當時房地產升溫,城建公司想自己干,始終沒有答應開工,最終提出解約。其和張遙的關系近一點,和陳某某不是太熟悉,是通過張遙介紹才認識的。中間的信息傳遞都是通過張遙聯系的。補償比例問題是先告訴張遙的,因陳某某是張遙介紹認識的,張遙要求盡量多補償一些。根據當時的市場情況,城建公司需要支付立誠公司200萬元左右補償款,但考慮到張遙的因素,最終確定300萬元補償費。考慮資金周轉,城建公司采取分批方式支付補償費,并想盡可能的拖延支付。在此過程中,陳某某也是通過張遙數次催要過款項。張遙每次催要付款,其就告訴他會盡快,并告訴他大致的轉款時間。其同意轉款后,馬上告訴他款已轉出。2004年春節前,張遙開車到綠都花園(汪某)家,在樓下送其10萬元,并講到是關于與陳某某合作的事對其表示感謝,沒有講這筆錢是否陳某某送的。
5.證人陳某某證言:2001年,經張遙介紹,立誠公司與城建公司簽訂合作開發南國花園三期項目協議。立誠公司后向城建公司轉款300萬元作為合作資金。后因該項目遲遲未能開工,其多次請張遙向汪某催促。2003年春節前,張遙告訴自己,汪某講該項目不能繼續進行下去,可以簽訂解除合作協議,除返還本金外,另給300萬元補償。張遙又勸自己,城建公司能退本金并補償300萬元已經很不錯了,人家是大公司,小公司沒道理可講,如果沒有他的話,別說賠償了,就是本金想及時拿回來都不一定。2003年6月,立誠公司與城建公司簽訂解除合作開發協議。300萬元本金返還立誠公司以后,城建公司沒有立即支付經濟補償費,自己就通過張遙負責向汪某催要。2003年11月初,張遙電話通知,他和汪某說過,城建公司再付100萬元,要自己過去辦轉帳手續。第二筆補償款轉到立誠公司帳上幾天后,張遙打電話給自己,問錢到了沒有并稱下午過來。當日下午張遙到其辦公室,要求把帳算一下,提出給他105萬元,并要求自己以公司名義寫張45萬元欠條及準備好25萬元現金后電話通知他。自己當時打了45萬元欠條給張遙,于幾日后去銀行取現并交給張遙25萬元現金。剩余的100萬元補償款轉到立誠公司帳上后,張遙又來到其辦公室,要求其準備好15萬元現金后電話通知他及以公司名義寫張20萬元欠條,并提出兩張欠條共計65萬元放在立誠公司,每年給20%的回報。其當時打了20萬元欠條給張遙,于幾日后去銀行取現并交給張遙15萬元現金。2004年6月張遙給其25萬元現金及一張印有中興公司名稱、開戶行、賬號的紙條,讓其將25萬元現金,65萬“投資款”及10萬元的收益湊足100萬元轉入姜某的中興公司。
(張遙提供的)50萬元借條是假的,自己從未給張遙寫過該份借條,也從未向他借過50萬元。張遙向其索要錢款時告訴其給汪某40萬元,汪某出事以后其才知道張遙只給了汪某10萬。
6.證人姜某證言:2004年6月張遙向其要中興房地產公司名稱、開戶行、賬號,從陳某某的立誠公司轉帳100萬元到中興公司,作為張遙在中興公司的投資,年回報率30%。至2007年6月,張遙分三次從中興公司支取了90萬元回報。
7.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合刑初字第55號刑事判決書證實汪某通過城建公司與中興公司等幾家公司解除合作開發協議支付高額補償款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賄賂。
8.張遙辯解:關于自己叫陳某某從立誠公司轉入中興公司的100萬元,一開始(2002年)給陳某某40萬,兩年的利潤變成60萬,之后自己又補交了40萬。自己當時給陳某某40萬,陳某某寫了50萬借條,包含2003年一年的利潤。2002年50萬是投資立誠公司的,以今天(2014年11月28日)的說法為準。2004年在姜某的中興公司投資,回報率是30%。2004年送給汪某的10萬是替陳某某送給汪某的。
上述證據,本院予以確認。
對于原審被告人張遙及其辯護人提出的未受姜某之托找吳某甲辦理機研所費用減免、未收姜某的錢款、未為駱崗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辯解理由及相關辯護意見,經查,駱崗公司為了不交1、2號樓的規劃配套費,借用機研所之名申請規費減免,請托汪某等人幫忙,并為此事送好處費20萬元,應屬謀取不正當利益。證人姜某對給予張遙錢款的時間、地點、數額、事由等情節予以證明,并得到證人衛某某、吳某乙、汪某、吳某甲等人的證言及駱崗公司有關財務憑證等相關書證印證。上述證據足以認定張遙為他人謀利并收取錢財的事實。張遙及其辯護人的前述辯解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對于原審被告人張遙及其辯護人提出的未索取陳某某115萬元,從立誠公司轉出去的100萬是其2002年投資立誠的40萬元及利潤,加上2004年補交的40萬元的辯解理由及相關辯護意見,經查,證人陳某某對張遙索取錢款及給予張遙錢款、借條的時間、地點、數額、事由等情節予以證明,并得到證人汪某、姜某等人的證言及立誠公司有關銀行開戶、交易明細、陳某某記事本等相關書證印證。張遙提供的署名陳某某的50萬元借條復印件,系多次復印件,不具備鑒定條件,證人陳某某否認向張遙出具過50萬元借條及向張遙借過此款。張遙辯解先后陳述不一致,資金來源含糊不清。從借條復印件來看,“伍拾萬”這幾個字與前后字的間距及墨印的深淺沒有與借條的其他字保持一致,落款日期上多了一個“0”,不能排除變造后復印的合理懷疑。從張遙提供的姜某等人出具的借條復印件及有關材料來看,張遙都是叫人按照實際投入金額出具借條,投資回報另外表述,這與其稱投資40萬元而叫陳某某出具金額50萬元借條的做法明顯不同。立誠公司2002年4月10日轉給城建公司的50萬元,是其他公司于2002年3月24日轉到立誠公司帳上的,這與張遙稱上述轉款就是其投資款明顯不符。據此,對該50萬元借條復印件來源的合法性、內容的真實性不予認定。張遙及其辯護人的前述辯解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對于原審被告人張遙及其辯護人提出的立誠公司與城建公司兩份協議與張遙沒有關系的辯解理由及相關辯護意見,經查,證人陳某某、汪某對張遙介紹合作、催促開工、協調補償、催要補償費等情節予以證明,并得到張遙為此事送給汪某10萬元現金的陳述及兩公司有關協議等相關書證印證。張遙及其辯護人的前述辯解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對于原審被告人張遙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張遙當時不是反貪局局長,不可能對吳某甲的職務行為產生影響及對汪某、陳某某沒有職務形成的便利條件的辯解理由及相關辯護意見,經查,在案證據證實,張遙自1994年擔任合肥市中市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直至1998年10月30日該院黨組會才提議張遙新的任免決定。張遙作為該院反貪局局長、分管反貪工作的副檢察長,有主管、負責轄區內受賄、行賄等違法犯罪查處的職權。張遙及其辯護人的前述辯解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綜上,原審被告人張遙實施了請托吳某甲為駱崗公司辦理減免規費行為,主觀上,張遙收到姜某給的《請示》及得知事成之后有好處費后,遂請托吳某甲幫忙審批,具有收取好處費的故意;客觀上,張遙利用本人負責轄區內反貪工作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吳某甲合肥市規劃局局長職務上的行為,為駱崗公司借用機研所名義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取好處費20萬元。其行為符合受賄罪構成要件。至于吳某甲的批示行為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并不影響對張遙行為性質的認定。張遙實施了為立誠公司獲取高額補償和盡快獲取補償款及向陳某某索取115萬元行為,主觀上,有索取他人錢財的故意;客觀上,張遙利用副檢察長職務上的便利,向陳某某索取115萬元。其行為符合受賄罪構成要件,且系索賄。
本院認為:原審被告人張遙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利用職務便利,索取他人財物,其行為構成受賄罪。對原審被告人張遙及其辯護人提出的原審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的辯解理由及辯護意見,不予采納。對出庭檢察員關于張遙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的意見,予以支持。原審判決及裁定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申訴,維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合刑再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 判 長  李 峰
審 判 員  俞遠來
代理審判員  張祝坤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日
書 記 員  陳婷婷
附相關法律條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
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一款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
第三百八十六條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處罰。索賄的從重處罰。
第三百八十三條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
(一)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二)個人貪污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
(三)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一萬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四)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的,應當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如果原來是第一審案件,應當依照第一審程序進行審判,所作的判決、裁定,可以上訴、抗訴;如果原來是第二審案件,或者是上級人民法院提審的案件,應當依照第二審程序進行審判,所作的判決、裁定,是終審的判決、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申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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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刑事律師趙荔 北京刑事律師趙荔趙荔律師,男,1973年出生,漢族,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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